程青在省城的第一个落脚点，是城中村一条窄巷深处的地下室里。
她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，靠着脚底板丈量了大半个城区的街道，终于在后厨缺人的一家川菜馆找到了活干。
老板是个矮胖的中年男人，看程青瘦得像根柴火棍，本来不太想要。
但当时他一听说她愿意干洗碗工，一个月只要一千八百块的工资，还包一顿午饭，便松了口。
“试用期三天，干不好滚蛋。”
老板扔给她一件沾满油污的深蓝色围裙。
从那天起，程青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，踩着城中村那些坑洼不平的水泥路，步行四十分钟到川菜馆后厨。
她站在那扇永远冒着热气和洗涤剂味道的洗碗池前，一双手成天泡在油腻的、浮着食物残渣的脏水里。
中午和晚上的高峰期，洗碗池前的碗碟堆得像小山一样，她要把它们从一个池子搬到另一个池子，冲一遍、刷一遍、再冲一遍，最后放进消毒柜里。
她经常是忙到下午两三点才能匆匆扒几口老板剩下的冷饭，然后又继续干到晚上十点。
她的手因为长时间泡在冷水里，指节冻得发红发肿，起了一层又一层的冻疮。
那些裂口碰上洗涤剂的时候，疼得她龇牙咧嘴，但她连创可贴都舍不得买。
一张创可贴要两块钱，够她在城中村路边买两个大馒头啃两天了。
每天下班后，程青拖着像灌了铅一样的两条腿，慢慢走回她住的地方。
那栋楼外表看起来是普通的居民楼，但一楼被房东用劣质的三合板隔成了十几个鸽子笼一样的单间。
程青住的房间大概只有两平米多一点，一张单人床就占满了大半个空间，床尾紧挨着一堵薄薄的隔断板，床头紧贴着另一堵隔断板。
角落里放着一个塑料盆，那是她用来洗脸洗脚兼洗衣服的唯一容器。
头顶的水管裸露着，冬天的时候会“嘀嗒嘀嗒”地往下滴水，在地上洇出一片永不干涸的深色水渍。
隔断板用的是那种最廉价的三合板，隔音约等于没有。
住在她对面隔间的，是一个叫阿红的女人，大约三十多岁，在附近的制衣厂踩缝纫机。
阿红嗓门很大，每次下班回来都要在楼道里用手机外放短视频，声音震得程青那间鸽笼的木板墙都在嗡嗡作响。
阿红是个老油条，她发现程青是从小县城来的，人老实巴交还从不多说话，所以就变本加厉地欺生。
程青搬进来的第三天，她放在床头柜上的半块肥皂不见了。
她没吭声，第二天又买了一小块，放在洗澡用的脸盆底下。
结果当天下午回来，肥皂依然不翼而飞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散落在地板上的、像老鼠啃过的碎屑。
第四天晚上，程青下班回来，发现自己晾在楼道里的一件洗得发白的内衣被丢在了地面上，上面还有一个清晰的黑脚印。
程青捡起那件内衣，拍了拍脚印，把它重新洗净，挂在窗台的风口处。
她没有去找阿红质问。她太清楚这种人的尿性了。
你要是去找她吵架，她能堵在你门口骂上三天三夜，把你那点仅存的尊严踩在脚底使劲碾。
可你不找她，她也不会消停。
阿红每次路过程青的隔间门口时，都会故意用脚踹一下那扇虚掩的薄木门，发出“砰”的一声，然后得意洋洋地走过去。
更让程青崩溃的，是隔壁那对情侣。
隔着一层薄得像纸一样的三合板，住着一对年轻男女。
男的是送外卖的，女的是奶茶店的店员。他们每天晚上大概十一点多才开始正式“活动”。
前一秒还在大声吵架，砸东西，男的大嗓门吼着“你他妈又去跟谁聊天了”，女的尖着嗓子回骂“你挣那几个破钱养得起我吗”，紧接着是摔杯子、摔椅子的声响。
那些嘈杂的动静透过薄薄的木板，像是直接炸在程青的耳朵边上，震得她太阳穴突突直跳。
而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，吵完架之后，他们往往会转而进入另一种激烈的动静。
床板剧烈摇晃的嘎吱声，女人带着哭腔和喘息交织的叫声，男人粗重的闷哼，伴随着墙壁被撞击的沉闷声响。
程青蜷缩在那一米宽的板床上，耳朵被那种声音塞得满满的，无处可逃。
她只能用手捂住耳朵，缩进被子里，把自己裹成一只紧绷的刺猬。
可那层劣质的棉被根本挡不住什么，那些声音依然一丝不漏地传进来。
那些声音像钝刀一样，一刀一刀地割着她本来就脆弱不堪的神经。
有时候她捂得太紧，憋得喘不过气来，就会猛地把被子掀开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狭小空间里浑浊的，还混合着霉味和隔壁饭菜味的空气。
她侧过头，盯着头顶那道从缝隙里渗进来的走廊冷光，目光空洞得像两滩死水。
她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：
脸红心跳